名人演讲：人文视野下的香港大学

　　“冷血”的张爱玲

　　来港大任教后，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这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建筑。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19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

　　《烬余录》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当时的张爱玲只有24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谁都没想到，当年一个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会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高冲起的浪头，影响一整代作家，形成“张学”现象。

　　散步的朱光潜

　　仪礼堂后面，有一条山径，洋紫荆艳丽无比，百年樟树浮动着清香，九重葛烂漫攀爬。沿着山径往上到山顶，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偶然之间，我读到朱光潜回忆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们一有空闲，便沿梅舍后的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香港老是天朗气清，在山顶上一望，蔚蓝的晴空笼罩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矗立青葱的树木，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图案……香港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

　　朱光潜，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写了《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等伟大的思想著作。朱光潜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是港大的四年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不吃“敌人面粉”的陈寅恪

　　陈寅恪的学习过程出奇的多元丰富，几乎像欧洲概念里的“文艺复兴人”：他先后在日本弘文学院、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读书。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培养了阅读蒙、藏、满、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文字的能力。

　　1940年，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陈寅恪留下了，成为港大教授。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在港大的校园里写成。

　　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日本宪兵受日本学者委托，送来面粉，“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

　　大学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来港大之后，我最大的发现在于：人们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经包容过、孕育过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大政治家，人们记得;大文学家、大历史家、大思想家，没人知道。是不是因为，人们太不在乎人文的价值?

　　香港大学以她历史的悠久和财力的充沛，一直在为香港培育两种人：优秀的政府官员、优秀的专业精英，譬如律师和医师。可是，就以这三种行业来说，哪一行不是以对“人”的深刻认识作为基础的呢?

　　当我们了解了港大曾经有过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并且给予保护和珍惜，那么假以时日，或许将来的港大，会栽培出新一代的张爱玲、朱光潜、陈寅恪。不是偶尔南来香港的文学家、史学家、美学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里长出来的才气焕发的人。这，是我所想象的香港大学的责任。

　　(本文节选自龙应台先生对港大毕业生的演讲，标题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