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高考”未必是中国的灾难

　　作者：王龙

　　中国“两会”落下帷幕，短短几天会议留下了许多说不尽的话题，既有关乎政体的也有关乎民生的，各种观点的碰撞，各种利益的博弈，时不时令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比如，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提出“2010年取消高考”，立刻引起教育界代表、委员的强烈反应，5位名校校长异口同声反对，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甚至表示：“中国在现阶段是不可能取消高考的，如果现在取消高考，那将是另外一个灾难。”（《中国青年报》3月7日）

　　“灾难”一词很“雷人”，容易让人联想到汶川地震那种惨绝人寰的场景，中国的教育现状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不敢妄言，但如果不是这样，所谓的“另外一个灾难”就不好理解。基于对常识的判断，有“另一个”自然就有本体的对照，难道范谊说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考定乾坤”是灾难？难道现行的高考制度是灾难？恰恰相反，在某些人的眼里这些也许是中国“最公正”的体现。既然如此，“另外一个灾难”之说难免令人心生疑惑。

　　应该说，李培根校长不小心隐喻出了讳而不言的现实，只要有兴趣到网上搜索，就会发现教育问题与住房、医疗一样，几乎都是中国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福娃之父”韩美林在近期作客央视《艺术人生》时说，中国教育培养了全民的功利心理，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怎么赚钱。据一篇调查文章《大学生算账算出哭声》称，如今一个大学生4年的开销是一个普通农民13年纯收入。且不说这是怎样一种残酷，至少让人明白了“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怎么赚钱”，是因为中国教育本身存有严重的缺陷。

　　其实，韩美林先生也只说了一个点，在更大的一个层面上，中国教育呈现出的情况远比人们想象的更糟糕。当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把SCI（科学引文索引）称之为“愚蠢的中国式观念”时，人们就应该明白，无论是中国的高端学者还是平头百姓，对教育界存在的问题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然而，这并不足以左右官僚治学的风气，也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教育产业化泛滥，学校不但越来越像等级森严的官场，也越来越像一部高速运转的印钞机，扩招、合并、升级一切动力都来自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而许多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和政绩，明里暗里为这种敛财的手段鸣锣开道，两者互惠互利皆大欢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取消高考”显然不合时宜。一方面，取消高考势必会掐断由高考衍生出的经济产业链，预示着各种社会投入减少，终结社会利益往高考倾斜的局面，这对于寄生在高考制度下的利益集团无疑是灭顶之灾；另一方面，取消高考意味着现行体制内的学校和师资必须随之转型，在没有建立一套完备的教育制度和法律体系之前，出现教育不公平问题在所难免。不过，如果将此当作“另外一个灾难”似乎有点虚张声势，除非首先认同所有的不公平都是灾难，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高考的分数线也有地域之差，更难解释为什么每年还有那么多学生因贫困而辍学、卖身甚至自杀。

　　范谊的观点能够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是他点中了中国教育的死穴，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教育“分数公平”是建立在更大的不公平基础之上。一个有文学天赋的学生因数学成绩不好，就无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个德智体优良的学生因外语水平一般，也无缘高等学府，这实质上是对人性的扭曲，是对知识的极端不尊重，是对“教育公平”的莫大讽刺。古今中外实践也证明，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化社会不需要这种“公平”，任何一个地方将这样的“公平”当标准，只能说明其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残缺到了极限。

　　毫无疑问，中国高考制度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古代的科举制，虽然嫁接在了一个现代化文明时代，但“学而优则仕”的本质并未改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凭热”到今天的“公考热”，人才选拔机制几乎完全蜕变成了逐利工具，仅此就足以证明教育方式与时代诉求不相匹配。尤其是随着国门开放，很多人出国留学后才明白，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他们侧重开发人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结果，也是西方文明成为世界主流的根本原因。

　　西方文化启蒙者卢梭认为：人人秉赋善良的天性，若能顺从天性的发展，人类就可以进入黄金时代。其实，世间万物不存在唯一标准，正如“高考”培养出来的不一定都是高等人才，有其优势也就注定有其弊端，如果不能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正确对待这一命题，所有层面的教育改革都是空话。事实表明，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若希望居于强国地位首先要谋求自我超越，建立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教育制度。在这个前提下，取消高考与否对于中国而言都不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