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分析,在高考成才之外,这些学生有没有更多的成才选择,以及这种成才选择,是不是自主、心甘情愿了。令人遗憾的是,从对放弃高考的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放弃高考并非有多种选择放在学生面前,而是充满了无奈:上大学前途渺茫,不上大学前途也渺茫,弃考的学生可选择的,大多只有一条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城打工的道路。
由此可见,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根据教育部的预测,今年报名人数也在1000万以上,与去年的1050万、前年的1010万相比,其实是大致相当,正常起伏——与社会成才观的转变没有多大关系。而令笔者忧虑的是,在高考之外并没有更多成才选择的弃考,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大学学费高就业难、放弃高考、放弃高中、放弃中考、放弃初中。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这一连锁反应已经成为事实,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初中辍学现象回潮。虽然近年来各地教育部门都在报告可喜的普九成绩,但西安晚报5月11日的一则报道,说明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报道说,面对“读书无用论”在沉寂多年之后又抬头,陕西省部分农村初中生出现提前离校和辍学的现象,教育部门要求规范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招生行为,完善辍学报告制度,全面加强义务教育学校的控辍保学。我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一规模的高等教育,可如果有一批孩子九年义务教育也无法保障,整个国民素质、社会发展将呈现怎样一幅局面呢?
理性高考观、教育观的建立,需要打破升学教育模式,提供多元成才途径,这需要教育环境和社会用人环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社会各行业的待遇差距不大,基本社会福利保障一致,聘用人才不看学历而重视能力,读书的首要价值不是“升学”,不是为了获得学历身份而是提高能力与素质。与之比较,我国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用人环境又是如何呢?
所以,不要简单地从高考报名人数减少,就“看到”人才观和教育观的进步,这就如两年前考研报名人数减少,有关人士就热烈欢呼考研回归理性,可今年考研人数又增加了一样,而要认识到,基本的教育制度与用人制度不改革,是很难使社会拥有健康的人才观和教育观的。貌似理性的选择,其实充满着无奈,而无奈的持续,会产生更多严重的问题。为此,有必要具体分析高考报名数下降的原因,并对其中的无奈弃考给予高度关注,以此为线索,推进教育改革和用人制度改革。熊丙奇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