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下放并非好事 高考加分应由教育部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虽然北京等省份取消了“三模三电”的高考加分项目，但浙江还是保留了航模加分，结果绍兴一中19名参加航模测试的考生中，13名都是当地高官子弟，其余6名是教师子女。这一备受争议的结局表明，如果让地方自行确定标准，那么高考加分便难免成为当地既得利益的囊中之物。如果不想完全取消高考加分，因为某些加分确系必要，那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究竟应由谁决定高考加分的标准？

这个问题本来可以很简单———由民意决定就是了，大多数人认可的加分标准，即便未必尽然合理，也势必大差不离，断然不致使高考加分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问题是现实中的民意往往说了不算，而且民意本身也确实可能出现见仁见智的分歧，结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高考加分标准还是离不开政府决策。当然，应该是符合民意的政府决策。但不论如何，在目前状况下，我认为最适当的决策者还是教育部。

有人一看又把教育部抬出来，可能立马会大声疾呼时代倒退、“计划教育”回潮。是的，中央干预一直是计划经济的特征，改革开放三十年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央放权的过程。不过且慢，中央放权未必就等于市场经济；如果中央只是将经济调控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而没有真正赋予企业个体的经营自主权，结果非但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而是各地割据的“诸侯经济”，最后未必比中央垄断好多少。

高等教育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原先实行“全国一张卷”时，高校招生就存在地域不平等，具体表现为同一所大学对各地考生的录取线不一样。近年来的高考改革强调地方“自主权”和“多元化”，全国有一半以上省份实行“自主命题”；连考题都不一样了，录取标准当然更不能相同，地域歧视似乎也变得理所应当起来。改革的初衷据说是为了让高考命题更符合“地方特色”，促进地方素质教育。但事隔几年，这种改革真的提高了命题质量吗？真的促进了各地的素质教育吗？今天，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内的各地考生，不照样疲于奔命，从初中乃至小学就围着“奥数”等各种补习班转吗？高等教育的地方化改革是一个方向性错误，所谓的“自主权”、“多元化”、“地方特色”，不但没有发挥出当初宣称的良性作用，而且加剧了各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

因此，不要以为凡是权力下放都是好事。高考和高校招生的某些基本原则就不应该被下放，否则，无法保障各地考生的平等机会。对这些不应该下放的事，中央还得管起来。事实上，即便经济改革也不等于全面放权，中央仍然有义务维持宏观调控。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教育部非但不能将属于自己的责任推给地方，而且应该采取措施、完善制度，切实保障各地考生的教育机会平等。

高考加分标准就是教育部应该明确规定的事项，至少对全国纳税人供养的部属院校是如此。不错，美国比我们更“地方化”，大学通常有权规定自己的加分标准。但是美国“国情”确实和我们有诸多不同：一是他们没有我们的“部属院校”概念，私立大学自不必说，即便是公立大学也属于州而非联邦，由州的纳税人供养，因而似乎理所当然可以对本州“子弟”有所照顾；二是他们的公共参与比我们发达，过度有利于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加分标准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公立大学的加分标准一般由州政府规定，而政府受制于民主政治压力；三是他们有我们没有的司法审查制度，法院对公立大学严格实施宪法平等保护。2003年，密歇根大学的“纠偏行动”涉嫌反向歧视，本科生招生标准中对少数民族的加分，就被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违宪。既然不具备这些制度，中国仍有必要由教育部出面规范高考加分体制。

中央规定是否会造成全国“一刀切”？这个问题确实可能存在，因为中央统一规定不可能面面俱到照顾各地特色。不过在高考加分领域，我还没有看出太多“地方特色”。不仅体育或艺术特长生的加分标准是基本统一的，而且是否应该给“航模特长生”加分，似乎也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题，不会因为浙江或北京等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当然，标准答案有时不止一个，地方试验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地方民主参与不足以保护大多数考生的基本权利，中央统一规定很可能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次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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