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言 异地高考中央政府应承担责任

　　在2012年“两会”期间，教育部多位高官表示落实“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相关改革方案将会在年内出台，引发各方广泛关注。但该表态也引发各界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相互推诿的担忧。

　　5月12日，在北大法学院人大议会中心主办的“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权利保障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指出，解决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问题，必须同招生考试体制改革通盘考虑，教育部不应把“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矛盾全部推给地方政府。他们计划起草就一份公民建议，一个重要的内容乃是要求要求中央政府从考试制度改革的层面作出顶层设计，而教育部则应明确解决问题的时间表，并制定对地方政府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政法规。

　　所谓“异地高考”，即因为父母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异地工作，随同父母来到异地就读中小学的未成年子女。2005年以后，中国高考报名严格限定实行“学籍”和“户籍”双认证，学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非本地户籍学生没有在常住地参加高考的权利。从2010年开始，京沪等地的随迁子女家长持续推动，希望子女能够经常居住地“就地高考”，截至上月，他们发起的“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已经获得逾10万名民众签名支持。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副部长杜玉波分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教育部将于今年上半年出台总体方案，并要求各地随后出台具体办法。因上述表态称，教育部出台的方案仅规定实行“就读地高考”的基本原则，而各地实施“就读地高考”的年限和具体门槛将由地方政府自行确定。这导致“随迁子女”家长的普遍担忧。

　　家长们认为，教育部一旦将具体政策的制定权下放，很可能有地方政府出于保护“既得利益”给取消户籍限制设定苛刻条件，并拖延对随迁子女开放高考的时间。

　　著名宪法学家、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郭道晖肯定了教育部在“两会”上的表态，认为这表明其迈出了推动异地高考改革的实质性步伐。但他同时指出，当前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仍面临抉择，是保护当前京沪等地本地户籍居民并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还是对随迁子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予以照护。

　　郭道晖回忆了自己当年考取清华大学的情形。民国时期各高校均自主招生，清华大学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都设有考点，各考点试卷统一，对全国各地考生按照统一标准组织录取。他指出，现在高等教育招生领域实际上的不公平，本来就是由建国以后教育部的一系列政策来形成并强化，教育部有义务和责任解决自身过往政策带来的问题。“解决流动人口受教育问题，是中央政府的责任。”郭道晖说。

　　他认为，这已经这不单是教育部层面的问题，而需要更高层面的机构进行顶层设计。“就读地高考”政策可能通过教育部的文件形式下发，也可以是部门规章、行政法规甚至法律。 郭道晖倾向于至少制定一个明确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和就地高考权利的行政法规，以保证政策的强制性。他指出目前教育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表现相对弱势。

　　教育部一名官员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部不是北京市、上海市等地方政府的上级主管部门，很难对地方政府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因而“异地高考”的门槛只能由地方具体制定。郭道晖也担忧教育部出台的文件，可能因为遭到地方政府的抵制而难以执行。他支持尽快出台“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政策，但认为这种政策仅能“治标”，要彻底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而不能仅在现行体制上面“打补丁”。

　　据财新记者了解，自三月底以来，随迁子女家长曾连续三次向教育部申请举行“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政策的公开听证会，但都无果。教育部方面告知随迁子女家长，由于“异地高考方案”的具体形式尚不明确，有可能是部门规章，也有可能是教育部文件。

　　教育部文件不设行政许可，因而现在要求教育部依照《行政许可法》进行听证于法无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表示，制定行政法规对地方政府有强制性的约束力，而且立法过程中可以启动听证程序，是落实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较好途径;但是启动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门槛较高，难度较大，当下随迁子女的高考权利问题已经十分迫切，法学界呼吁尽快教育部尽快出台“异地高考”政策，是为了解决随迁子女当下面临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