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中学校长推荐制怎么就损害教育公平了?

　　北京大学宣布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并公布第一批名单之后，争议的声音就始终不曾停止。除了时评圈的一些“熟脸”纷纷发表看法之外，几个重磅人物的加入，更凸现这一话题不同寻常的热度。

　　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自己的博客里说，校长推荐制是“一道美妙而难念的经”。王旭明的这篇博文除了标题可能有语法错误之外，所谈到的观点还是颇有借鉴价值的。比如，他认为，在目前的国情下，校长推荐制推广、发展的难度很大，主要原因是校长未必真的了解自己的学生，北大的监督约束机制也不够完善。

　　与王旭明的温和质疑相比，原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就尖锐得多。他痛批校长推荐制没有抓住高校改革和高考改革的本质问题，“不直接、不科学、不权威”;如果北大“一意孤行”地推行这一制度，“肯定会失败”。

　　与以上这些观点相反，教育部一位未公开姓名的负责人则表示，北大试行校长推荐制是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政策的进一步深化的积极探索，是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的有益尝试，教育部鼓励这样做。

　　对一件尚在探索阶段的事物作肯定或否定的判断，是相当冒险的。校长推荐制虽然在上海等地已经试行过，但由于信息公开不够，公众对它的得失成败并无多少了解。所以，目前见诸报刊的多数批评文章，观点无一例外都出自想象。这种悲观的想象，又缘于整个社会对教育问题的普遍忧虑。批评者对校长推荐制最大的担忧，就是它可能损害教育公平。但它究竟怎么就会损害教育公平，连刘道玉先生也没能说得很清楚。揣摩大概意思，人们多是这样认为：被下放到少数校长手中的推荐权，可能成为权力与金钱围猎的目标。最终校长推荐制会成为豪门盛宴。

　　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吗?当然。这可能就是王旭明先生含糊其词的所谓“国情”。不过，从校长推荐制设计的初衷看，北大不可能意识不到这种风险。如果北大没有能力防范教育领域之外诸种力量的干扰和侵蚀，或者说，如果校长推荐制天生就缺乏免疫力，那只能说明北大的决策者们不具备最基本的现实判断力。这显然是一种低估。把制度设计者想象得特别弱智、特别低能，然后再评判制度本身之不可行，这样的诛心之论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评判校长推荐制是否具有积极意义，首先要看清它在整个高考改革中的准确位置。不少人正是在这个环节出现了误判。有人以为校长推荐制就是校长直接推荐学生上北大，由此萌生了特权之惑。也有人想象校长推荐制是对高考制度的全面颠覆，由此担心它不堪大任。事实上，校长推荐制只是高校自主招生的一个“补丁”，你可以管它叫“深化”，也可以说它是绿色通道。它的本质，是在选拔特殊和优秀人才方面简化了程序，以校长推荐代替高校笔试。如此而已。它的好处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激发重点中学校长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向北大输送人才;二是让少数杰出但又偏科的人才多一个晋身北大的通道，这种人参加笔试可能没戏唱;三是为全面实行自主招生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为高校自治“趟雷”。

　　任何改革措施都不可能是先天完美的，有时，改革甚至是试错，但只要这样的改革是主体积极的，就应该待之宽容。校长推荐制的积极因素体现在哪里呢?只要比较一下校长推荐制和高考加分制就一目了然了。校长推荐制是高校可以自己控制的，并有推荐者的个人信誉作为担保，整个程序可以做到非常透明，能够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因而舞弊的成本也变得非常高昂。而现行高考加分制的决策权则完全在地方，一个科长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它摆平。要想知道什么制度会损害教育公平，只要看摆平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就清楚了。

　　人们对校长推荐制心存疑虑，是因为对基本的社会诚信缺乏信心。但正因为看过太多的不公平现象，正因为对现行教育体系深怀忧患，才更应该对一切大胆的探索抱持正面的态度，而不是凭想当然就一棒子打死。灭了一个校长推荐制，只会让高等教育改革雪上加霜。这里面的轻重，实在值得好好思量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