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读就像买股票 北漂艺术生能否等来“春天”

　　一条看得见的产业链

　　从与“师哥”接上话的那时候起，许敏就踏上了一条人力运转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本质是一条人际关系链，它由下至上，层层转手着像许敏这样的外地来京艺术考生。许敏很幸运，没有碰到接电话也算在教课时间里的老师，也没碰到过收了介绍费却没有帮忙帮到底的中间人，更没有碰到过骗子。而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无数个许敏的身上发生着。

　　很难说许敏们受到了这条产业链的盘剥，因为它的存在符合现实需要，事实上，这就是一座架设在地方一般教育资源与中央艺术院校之间的人梯。撇开上当受骗的风险不谈，像许敏这样一无关系二无财力的外地考生，如果不是由“师哥”介绍给他的老师和他的同学，哪可能知道自己与入学水平之间的差距，哪有机会填平这些差距?更谈不上被引见给老师的朋友，老师的老师。

　　许敏笑嘻嘻地对记者说：你不用担心，只要一考进去，我就能赚钱。

　　“师哥”现在忙得很，不仅要在学校上课，还要在租来的两套房子里给十几个孩子上课。这十几个孩子都是他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后，回了一趟山东老家招来的。“他考上了就先帮他家乡人嘛。办补习班很赚钱的，他一个月赚一万多块钱，能干得很，把一年学费都赚到了。”

　　用不了多久，许敏也能像“师哥”一样，兼营起“人力资源”。他打算好了，等明年夏天一接到录取通知书，立即让母亲在安徽老家也帮他招一个班，送到北京来。

　　他把赚钱想得很轻松：“我一旦考上了，消息传回去，艺校一定会像疯了一样，会有很多人要来找我做老师。带个八九个孩子吧，要挑那些家里有钱、自身条件又好、年龄又小的孩子。条件不好的我才不要。然后我就可以赚很多钱，还能给我妈妈钱。”

　　“等我读完五年的本科生，我要像师哥一样考研究生，学一些高级东西，然后去国际上参加声乐比赛，要是得个大奖回来，那就一下子红了，就出名了。”许敏看了一眼记者，说，“你应该在我出了名之后来采访我。”

　　“全家人都反对，就我在坚持”——陪读妈妈赵慧琴的故事

　　赵慧琴是典型的陪读妈妈，对孩子既严厉，又怜爱。

　　“可能是我的名字里带了个琴字，家里人都说，怎么就让我儿子迷上拉琴了呢。”她温柔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如果说有一样东西能让一个家庭在短时间内财富急剧蒸发、家庭矛盾四起，那就是一个学艺术的家庭。

　　曾经是殷实的家庭

　　像无数个被改变的家庭一样，赵慧琴和她儿子想起来京以前的生活，还有种好梦正酣的感觉。赵慧琴一家的生活水平在郑州算得上殷实，丈夫搞个体，她本人在国有卷烟厂做质检员，工作轻松、稳定，收入又高。“以前，我家有辆雪佛兰，我们到超市买东西，一买就是一两百元。”可可骄傲地对记者说。

　　后来，雪佛兰卖了九万块钱，转手就买了可可现在拉的这把琴。

　　后来，赵慧琴逛街不再买衣服，只看看。她在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过一条十几块钱的裤子和一双二十几块钱的鞋，回家穿两天就坏了，她又气又心疼，差点哭了。

　　可可过的是外地来京“琴童”的典型生活：上课出去，不上课不出去。赵慧琴告诉记者，丈夫并不是很愿意儿子学琴，因为“花费太大”，“一年，得二十几万”。她苦笑：“一节课就是700块钱，一星期上一次，考试前一星期两次，花掉好多钱。”

　　起初，可可学琴是为了“开发智力”，老师是省歌舞团里的一名副首席演奏员。2007年，大连某杂志社组织了一次小演奏家比赛，赵慧琴带着儿子玩儿似地参加了。比赛结束，可可得到了一个奖项。现场，一位曾获得CCTV音乐大赛一等奖的小提琴手的父亲听了可可的琴，评价说“音乐感觉挺好的”，建议到北京学琴。

　　正巧，可可的老师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也要离开郑州。不久以后，赵慧琴毅然做出了带儿子来北京，全职做“陪读妈妈”的决定。“当时还有一位音乐学院的老师说跟他学，我心里想要学就跟个好老师学。”母亲说。

　　通过研究生的介绍，中央音乐学院一位50多岁的教授、小提琴班的考官之一，收下了可可。链式反应在继续。当消息传到郑州，一些家长说，“他家行，我家为啥不行”，也开始往北京跑。不久，赵慧琴的好朋友也带着8岁的女儿来拜师学钢琴，准备考音乐附小的二年级。

　　要正大光明地考进去

　　2008年4月，可可复试结果出来，八个人里位列第五。这是赵慧琴怎么也想不到的结果，只能归咎于可可临考前意志松懈、水平下滑，以及音乐学院为防止舞弊而临时作出的新措施——拉幕考试。

　　那年，附小四年级只招三个人，可可面临三个选择：自费;放弃;再考一年。大哭一场后，赵慧琴替儿子作主，不读自费生。“这样会影响到他上学的心理。我们要正大光明地考进去。”

　　但可可未必理解妈妈的心思。他挺向往没有考试压力的自费生：“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每年多一万五千块钱。”

　　说起各种收费，儿子比妈妈更在行。赵慧琴有时会惊讶甚至恼怒于儿子的头头是道。比如，妈妈说附小的文化课补习班“三千块钱，就那几天，不值”，儿子反驳她“那补习班可得上，可有用，没上的人都吃亏了”;再比如，可可记得有人说过“想考上，拿几十万出来一家家送就搞定”，妈妈闻言，恨不能把儿子的脑袋倒个干净：“你在胡扯什么呢!”

　　“全家人都反对孩子学琴，就我在坚持。”赵慧琴有些委屈。偶尔，她会想起走之前在郑州办的那张瑜珈卡，惋惜没怎么用过就作废了。只有在听儿子拉琴时，赵慧琴才露出甜美的微笑。

　　赵慧琴说，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明年4月份，可可考上插班生。“他考上后，我们就轻松了，我就可以上班了。”赵慧琴露出一种渴睡至极的人即将挨上枕头的表情。她觉得第一次没考上是意外和经验不足，第二次的把握很大。连老师都说了“达到平常的要求就行了”。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名系化名)

　　“孩子培养这事不可能假手他人”——对话“星妈”李建华

　　在小提琴陪读家长圈子里，“陈曦妈妈”李建华享有很高的名望。许多人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后就想办法给她打电话、约见面，请她帮忙找老师，或者先请她听孩子拉一回琴，给个话：行，还是不行。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旁边的一家咖啡馆，记者见到李建华。我们的对话从她眼中的“陪读”变迁史开始。

　　陪读就像买股票，名利这些东西都跟着

　　李：“陪读村”原来都集中在复兴门那边，后来随着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和附小搬到北京城南来而分开了。1994年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见到陪读村的雏形，出租给陪读的都是四合院，住的是人家大门外为了挡风搭出来的门斗，或者用来堆煤的小间，两三百块钱一个月。

　　我在1995年带着陈曦来，第一次住的房子是广电部一座楼里的厕所改装的。有门，没有窗，放个吹风机，顶上一个电灯，那段时间里我眼睛都快盲了，出来看不了太阳。屋里热得呀，像蒸笼似的，上个厕所得跑到人家楼里去，特别远。

　　我陪读那时候，要来北京，就得停薪留职，有的家长所在单位不好，饭碗就丢了。现在你要陪读的话，选择多了，你可以把公司办到北京来，也可以遥控地方上的业务，也可以不工作，在这儿炒股。2003年到2005年来北京的那批家长，很多都赚钱了。他们在这里买了房子，有的还买了两套，孩子出国了之后再把房子卖掉，赚上了一大笔。

　　我知道大家都有这个心理：陪读有很大的付出，那么就相应的有很大的期待。大家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人才，是人才就一定要培养出来，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而且是比别的孩子好。有家长陪，练琴时间就长，没有陪，就短。学校的管理很严格，但比不上家长管得那么严密，还有营养，休息等等。

　　这个过程中，名利这种东西都跟着，包括我也有。学艺术嘛，不可能不去争名争利。所以很多经济情况不佳的家庭不计投入地培养孩子，就存着一个“翻本”的欲望在，就像买股票一样。

　　记者：您的家庭对陈曦的投入现在回报多少了?

　　李：仅从成本估算的角度看，现在还没有收回成本，他出名之后一直在赚钱，但赚得比较少，一共就二十几万元，因为他一直在学习，18岁获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银奖，19岁到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现在又在耶鲁读研究生，没有进入市场那个圈子。

　　很多家长因为某位老师一句话就来了

　　记者：您在这个圈子里的能力能够做到给家长联系老师吗?

　　李：可以啊。我的原则是我要先听，不会把一个人无缘无故介绍给老师。经常是在听了那孩子一个小时的琴声之后，我问家长，是不是要把这小孩送来考试，他说是，我说就别送了，真的差太远了。我是实话实说。他提前半年或一年来北京找老师还有希望补上，只剩两三个月了才来，肯定考不上。很多家长是因为某位老师一句话，就下了决心，把工作辞了，把房子卖了，来北京陪读。

　　记者：有没有屡考屡落，最后只能回家的?

　　李：太多了。错误就在家长不认识自己，太执着。其实老师都说实话，说不行就回去吧。但有的家长就是一根筋。我在这个圈里，从陪读开始15年，见过无数小孩，一开始觉得，无论我家的陈曦，还是郎朗，都是普通小孩，一起长大的，没有什么。陈曦全国获奖后，有家长告诉我说你就偷着乐吧，你家是个天才。我说哪有天才，都是累出来的。现在我逐步意识到了真的有天才。

　　记者：是不是天才，试了才知道。我看到一句话：“陪读，可能毁了家庭，不陪读，可能毁了孩子?”

　　李：这是实情。我们那个时候，家庭状况还比较稳定，父母双方对孩子的培养比较齐心。现在常有这样的情况：妈妈在这里陪着，辛辛苦苦，过了半年一年回家一看，第二胎都有了!老公和别人生的。

　　“陪读”在亚洲人当中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陈曦所在的美国柯蒂斯学院的附近，同样住着“陪读”的中国台湾人，美籍华人，日本人，韩国人。

　　几年前，为了解脱中国的陪读家长，我办过一个“陪读”中心，这期间带过几个孩子，没有一个坚持待到半年以上，根本原因还是家长不放心。在孩子培养这件事上，不可能假手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