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打工者子弟求学难 “高考权”困境待解

　　教育乃立国之本。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目前中国教育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教育不均衡，二是教育不公平。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教育痼疾带来的危害，并正采取有力措施予以修正。

　　“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国家。要抓紧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是说。

　　温总理强调，要解放思想，对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制度等进行系统改革。两会前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也向公众发布。在很多教育研究者看来，这是一份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中国的教育不均衡和不平等的现实，体现在农村落后地区就是教育投入低、校舍缺乏、师资人才流失大;而体现在城市，最主要的就是外来人口子女就学难。

　　研究者普遍认为，现在的外来人口，在享受教育公平上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仍然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高考权”困境待解

　　收入较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即便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白领阶层，甚至精英阶层，一旦面临子女上学和高考，同样忧心忡忡。

　　李方平是一名律师，在北京生活了近10年，他对因户籍制度捆绑的教育不平等深感厌恶，“当然，北京市也做了些努力。”在接受采访时，李方平说，北京曾颁发过“北京绿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证”。

　　持有“北京绿卡”，可以“在购房、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本市市民待遇”。异乡人从“北京绿卡”上看到了在这座城市长久生存的信心和热情。

　　但事实上，绿卡不是灵丹妙药。“绿卡”族的孩子虽然一直在北京就读，却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部分一时想不开的孩子无奈自杀，让人不免唏嘘。”李方平说。

　　比如李莉，她在北京就读了10年，却因父母持“绿卡”而非北京正式户口，失去了在京高考资格，不得不突然回到完全陌生的原籍保定小城插班学习，教材内容不同，进度不一，多重困境下，她的异地高考一塌糊涂。她的故事被记者写成新闻，广为流传，但也“顶多是让人唏嘘一下而已”。

　　有些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超级大城市工作多年的人父人母，无奈之下辞去高薪工作，带着孩子早一些回到原籍，给孩子多一些适应的时间准备高考。

　　有媒体曾报道，2008年，一名一直在京上学的女孩，因参加北京高考报名受阻服毒自杀未遂。媒体报道中引述女孩班主任的话：“这个女生平时好好的，但只要涉及户口，她就情绪低落，不愿意说话。”

　　目前海南、内蒙古、河南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区都明确要求，除户口外，还要在原籍有3年学籍，才能参加当地高考。

　　甚至连王小帅这样的知名导演，也会遇到类似的苦恼。为了做一名真正的北京人，他曾托人做了一个假户口，不幸被查出。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情绪难平，“现在孩子上学方面的问题，更让我意识到它(户籍)的不公平。”

　　打工者子弟求学难

　　普通低收入的进城农民工的子弟，上不起公办学校，交不起借读费，转而投向私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很多业内人士和研究人员都认为，这是解决教育均衡问题的一个很好路径，应该予以保障。但现实中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艰难处境。

　　50岁的山西人蒋茂堂一直在做着类似的努力，遗憾的是，在今年春天来临前，他的努力将暂时告一段落。

　　早在1998年，他就只身来到北京，在一所私立学校里做老师，他切身感受到外省人的子女在京城就学的艰难。于是，他打算自己办一所学校，专门招收外省人的孩子来读书。

　　2001年，他终于将自己的学校落户在大兴，他给这所简陋的学校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新苑学校。

　　至今十载，他的学校四易其址，原因各有不同。不过幸运的是，他总能在一番周折后，再次找到新址，让孩子们不至于失学太久。

　　但这一次，他真的犯难了，虽然他已经名声在外，并且刚刚被评为全国优秀校长，还到人民大会堂领过奖。城市的扩张脚步踏上他的学校，拆迁不可避免。今年1月8日，学校无奈解散。

　　今年，朝阳、丰台、大兴、石景山等北京区县启动政府储备用地拆迁腾退，3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将被拆迁，他的新苑学校不过是其中之一。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文德小学身上。这也是一所民办的打工子弟小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奶西村。有些孩子刚转学至此，在此之前，他们分属另外几所打工子弟学校，那些学校都被拆迁了，有的则永远消失了。 孩子们来到这里，期望这所学校能给他们一个安稳的读书之地。但是他们的梦想很快破灭。2009年7月，文德学校所在的朝阳区，开始“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在这个声势浩大的政府项目面前，文德学校只能全身而退。

　　能存活下来的学校并不多，啥时复建、选址何方，都是个未知数。因为，另一个关卡制约着他们，那就是“非法办学”。 《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资料显示，在朝阳区，63所打工子弟学校中，只有14所拥有官方颁发的办学许可证。

　　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有些根本算不上学校。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所长张连海接受采访时，就曾坦率地讲，“已经将办学标准控制得低到不能再低了”，才批下来这14所，从2005年开始，再没有打工子弟学校取得过这类许可证。

　　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

　　资料显示，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他们身后有7000多万的孩子，其中1400万孩子跟着他们的父母背井离乡，生存在异乡。

　　任何一座城市，面临如此庞大数量的外来子弟，压力都是很大的，数量有限的公立学校显然难以容纳这么多孩子顺利入学。一个极端的例子发生在宁波，那里规定，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如果想进入公立学校和本地孩子一样就读，必须交出他们父母的一系列证明，比如计划生育证明、无犯罪证明、劳动合同证明等等，多达10种。

　　未来值得期待

　　有媒体做了一个统计，今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6个省区市提到要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2009年11月初，袁贵仁就任教育部部长时，给出了公平教育、平等上学的规划路线图：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

　　“落实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以输入地为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全面取消借读费。”这句话已经写进了今年教育部的工作纲要。据报道，北京、上海等9个省市已经提出，今年重点要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求学的问题。

　　在上海，如果拥有《临时居住证》，就可以让孩子上学，这是2月21日上海市教委公开承诺的好消息，这让一部分外来务工者感到满意。

　　在此次全国两会上，很多委员和代表都提出，国家应该落实“就地高考”，这和“就地教育”一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号称西北“小江南”的银川市，目前做的还不错。该市的一所公立学校，近年来招收了大量的外来务工子弟，政府拨款2000万扩建该校。一些民间资本和机构也积极参与，这所学校已经成为一个“半民营半官方”的民间学校。

　　浙江省经济发达，外来人口更多，比如在温州市，该市龙湾区一共有67.8万人口，外来人口就占了37.3万。这么多外来人口的孩子，如果不能顺畅地进入合适的学校就读，势必要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

　　同时，如果仅仅让这些孩子挤在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也不是万全之策。去年，龙湾区政府取缔了16所存在危险隐患的非法民工子弟学校，但分流出的6000多名孩子怎么办?

　　2009年9月9日，一个新形态的学校——我国首所公有民办非营利的新公民学校——在这里诞生了。这所学校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主要面向外来务工者子女。

　　媒体评论认为，这一改变教育产权的新模式，最先在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试点，但政府支持力度不足。温州这所学校，是公办学校的首次转型尝试。据当地媒体介绍，“新公民学校由独立的校董会管理与运作，通过社会捐款、政府资助、学生缴费等多渠道筹集经费，形成民办公助的办学模式。”

　　有学者说，这是通过制度创新，探索政府于市场之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民政部部长李学举高度肯定，称“意义和影响不亚于希望工程”。未来10年，中国还将出现100所类似的公益新公民学校。

　　同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的大背景下，很多专家都乐观地预见，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每一位公民都将获得公平均衡的教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