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道德明码标价 “高考加分”能子承父荫？

本周，如果不是福建南平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任建平爱子心切，媒体恐怕不会想到要梳理一下高考加分制度的前世今生，我们也就无缘得见各地五花八门的高考加分制度，是如何继承了子承父荫的传统。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任建平一年多前得知见义勇为者子女高考可获加分后，便将他2003年水中救人一事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见义勇为行为。因未获认定，任建平将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告上法庭。

没有人以道德来追问或嘲笑任建平的较真。他3年前勇救落水妇女，确实令人敬佩。相比种种不堪的“为子求分”手段，任建平算得上光明磊落——通过法律途径，公开求证自己是否能享受子女高考加分优惠政策。

“高考加分”是对高考制度的修补，还是破坏？一直以来，舆论不一。一个比较被大家认同的观点是，只要加分政策公平、加分过程公正，高考加分制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见义勇为者子女高考可加分”公平吗？

早两年，北京、四川、江苏等地就实行了“获见义勇为称号的考生高考加20分”的政策，引起广泛争议。但这分数到底还是考生自己见义勇为“挣”来的，但“见义勇为者子女高考可加分”则不同，它完全和考生不相干，只在于考生父母有没有做英雄的运气和勇气。

在教育部规定烈士、归侨、少数民族子女高考可加分政策外，地方还有很多变通政策，比如，引进的高端人才子女高考可加分；省级优秀专家子女高考可加分；教师子女报考师范类院校高考可加分；抗非典英雄子女高考可加分；省级或全国劳模子女高考可加分……

尽管相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大有人在，但在公共政策制定上，我们早已杜绝了“血统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地方政府出台这样子承父荫的政策呢？

这和高考加分政策社会管理工具化有关。一些高考加分政策并非旨在维护高考制度公平，而是为了促进行业、部门管理——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副会长李建生表示，“从目前治安形势来看，正常有限的物质奖励，不会激起更多的人来见义勇为。既然那么多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归国华侨的子女高考可以加分，那么多体育特长生可以加分，为什么见义勇为者子女就不可以加20分？”

有人很沾沾自喜——“高考加分”政策之下，吸引了多少人才，涌现了多少见义勇为英雄，农村计划生育推进多么顺利，连报考外地高校的学生也多起来了啊……

但是，除了行业、部门年终统计报表上的数字好看些外，实在看不出这“喜”从何来。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了吗？把“高考加分”这一特殊的公共教育政策，变身为行业部门的私权力，非但不是管理制度创新，还破坏了公共教育政策的权威性、公平性，使公共教育政策成为孕育行业腐败的温床。

把道德明码标价贱卖，是“高考加分”私权化最让人痛心的结果。曾经做好事不留名的任建平，要通过法律讨公道，正是被“见义勇为子女高考加分”政策所推逼，要把义举的“报酬”要回来。

眼下，“高考加分”私权化不仅没有被遏制，反有泛滥之势。《中国青年报》报道说，地方制定的高考加分项目涉及科协、体育、外事、民委、计划生育、残联、公安、民政、工会等10多个部门和单位，许多行业或部门纷纷通过关系找教育部门要求出台加分政策，加分项目越来越多。

 如果有一天，有地方政府为推进慈善事业发展，出台“为慈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者子女高考可加分政策”，我们将会看到什么结果？一种可能的情形就是，慈善捐赠数额越大，高考加分就越高。如此，花钱买分数可真是合理又合法了。真要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除了感慨出台该政策的地方管理者黔驴技穷，除了郁闷分数面前不再人人平等，还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