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应完善制度压缩权力

建立公信是综合素质评价前提

有关专家介绍，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考制度大的改革就有20多次，但每次都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高考改革并不是想像中那样简单，每一项新措施的出台，其利弊同时产生。

早在1984年，我国就开始实行保送生制度。目的就是给部分有特殊才能或特别优秀的学生敞开高校大门，弥补统一招考的不足。但问题很快显现，为了提高升学率，中学普遍对保送生“推良不推优”，弄虚作假现象层出不穷。1999年，教育部不得不重新规定，所有保送生必须参加综合能力测试。2001年，每年约2万人的保送生规模被压缩至5000人，同时保送的“软条件”都变成了“硬指标”。

还有名目繁多的高考加分和所谓特长生政策，本意都是为了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但很快就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一些权势家庭或教师子女被指享受了不应有的加分。今年有关浙江高考航模加分的报道将这一政策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

再说自主招生政策。2003年，教育界人士呼吁多年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终于破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高考“大一统”的格局开始打破，为高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拓展了空间。与此同时，对自主招生是否公平、公正的质疑又不断出现。

今年全国10个省份进行新课改后的高考，再次引发舆论对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的高度关注。有专家认为，这种“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综合评价”的新高考模式，尝试由单一考试向多元评价转变，体现了人才培养和选拔的规律。

但记者调查发现，所谓的综合素质评价目前还处于“空转”阶段，并未与高校招生录取实现硬性挂钩，问及原因，很多教育界人士认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曾经当过10年高中班主任的山东省淄博市教科所副主任魏耕祥说，其实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高考考生的档案中就有考生社会活动记录，然而其真实性大打折扣。他甚至认为，缺乏客观标准的人为评价，在社会公信充分构建以前，一旦操作必将引起社会混乱。

健全配套制度体现教育公平

一次考试不能也不应该决定一个人的终身，这已经成为教育界人士的共识，但是破除分数一元标准的改革探索又屡屡引发公众质疑。高考制度如何在选拔人才与体现公平之间实现突破成为一个难题。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说，教育改革不仅需要理想和热情，尤其需要对教育国情的充分了解和把握，需要缜密的、具有操作性的具体设计，以及配套的措施和政策等。他认为，高考改革可以“放开两头”，对于那些办学水平较高的研究型大学，可以逐步赋予它们更多的自主招生权；高职院校由于供求关系已经比较宽松，完全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配作用，实行不同形式的自主招生。他说，公众对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最大担忧，就是高考腐败。最近刚发生的吉林松原令人震惊的高考舞弊事件，证明这种担心完全不是多余的，对当前的道德环境和法制环境，绝对不能理想化。但是，如果止于这种顾虑，我们就会停留于现状，无所作为。比较积极的做法是，通过改革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招生录取方式，实行全程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接受社会监督，实行严格的问责制，从而建立高校招生的公信力。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了这一变革的高校，才向它赋权，扩大其自主招生的改革。

记者采访的部分学生家长认为，无论是大学的自主招生还是中学的综合素质评价，都要建立健全一系列配套制度，尽可能压缩人为操作和权力寻租空间，同时加大对徇私舞弊行为的查处力度，实现全过程公开，既要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又要取得实质内容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