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舞弊泛滥决定性因素非器材

纵观中国古代的科举史，可发现这样一条规律，舞弊的泛滥程度和舞弊手段翻新没有必然的关联，而和政治的腐败程度成正比。同样是明朝，到了崇祯年间，为回避不得不牺牲儿子前程的王锡爵的老家江苏太仓，有一位士人留下一份《研堂见闻杂录》的笔记，作者在书中记述了他目睹所在的苏州府科场风气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如何迅速被败坏。同样在清朝，光绪朝距离咸丰朝并不算太远，当时也发生过一场有名的科举案，影响深远，使一个小康之家陷于困顿。主人公就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翰林出身，为自己的儿子(即鲁迅的父亲)在乡试前向他的科举同年、那次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请托，事发后系狱，他在法庭上大喊冤枉，历数某科谁谁靠舞弊考中，自己不就是照样来一下罢了。这口气和当下某些贪官被抓后抱怨运气不好如出一辙。

当然，不能简单地将现代高考和古代科考类比，毕竟现代高考的性质、规模和古代科考差别很大。但必须承认，现代行政部门所掌控的资源亦非古代官府所能比。只要建立健全的问责制度，并严格执行，使舞弊的风险加大，那么是可以遏制住高考舞弊泛滥的。事实上，高考舞弊全国各地都发生过，但程度很不一样，像今年吉林如此严重很少有。而舞弊手段的高科技在全国各地不都是一样的吗？可见，高考舞弊泛滥决定性因素是人而非器材，防范和查处舞弊也要把重点放在对人，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和监考人员的管理上。徒法不足以自行，工具也如此。如果执法严格了，再先进的舞弊工具，没人敢使用，工具自身不会起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