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弃考”：相同选择下的阶层分化

　　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紧张地进行中，从师生、家长和舆论的反应来看，整个社会对于高考依然非常重视。毕竟，它带来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深刻，对于高考的寄托和期待依然构成了许多人人生中几乎是唯一的“独木桥”。然而，经济与社会层面发生的变革终于让我们的时代变得更加多元，过去“唯高考独尊”的做法已经呈现退去的端倪。从2009年至今，高考弃考的人数始终保持在80万以上。据教育部发言人续梅透露，尽管今年的弃考数量暂不得而知，但近五年来弃考率基本稳定，约为10%。另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测算，2013年高考的弃考人数很可能突破百万。

　　在过去，高考作为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曾经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功能。尽管彼时也不乏弃考现象，但一般都可归结为被动原因，例如考前遭遇突发事件、考试迟到或者因为过于紧张而放弃等等。而近年来，出现“弃考大军”的原因不再仅仅是参加考试人群的被动选择，更是他们的主动为之。

　　具体而言，主动为之的群体又可分为两大类。其一以家庭条件优裕、个人成绩拔尖的城市学生为主，鉴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这一部分学生可以绕开本国高考的游戏规则，直接参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考，并通过申请的方式获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其二则以家庭条件窘迫、个人成绩又平平甚至较差的农村学生为主。由于上大学费用的陡增和普通大学生就业水准的不断降低，基于投入产出比的理性选择，很多农村里估计只能考上二、三本的学生纷纷选择了直接外出务工。

　　很显然，两种主动弃考的选择背后，隐藏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家庭境况和社会阶层。也许，以单个的城市家庭作为样本分析，可以非常合理地看到选择弃考留洋的学生如何刻苦努力，善于把握机会，更可以看到其父母对孩子教育所付出的巨大心血;而如果把目光转向农村家庭，则可以发现农村孩子知识、眼界上的相对不足，亦不难看到家长对于孩子教育缺乏干预的能力与欲望。的确，两种弃考势必带来两种命运，但塑造两种命运的原因却和父母家庭因素有着巨大的影响。

　　不过，在改革开放一代人的记忆中，1977年开始恢复的高考从一开始就试图努力摆脱家庭因素的影响。当局希望，高考可以平等地为全国范围的年轻人提供上升的渠道。这种希望尽管一直未能完全实现，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和城市学生的教育资源占有率却并不像今天有着这么大的差异。这一点，从一流大学农村和城市学生占有率的数据变化就可窥得一二。

　　而随着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的出现，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开始出现新一轮的倾斜。一个值得警惕的逻辑是，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提供更好的办学条件，从而能够吸引更好的师资和学生，这种基于市场的分配原则带来了落后地区优秀师生迅速流失的问题，从而拉大了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差距。

　　在这一逻辑之下，参加高考群体之间的分化也开始变得越发严重。成绩好、家庭环境优裕的孩子可以直接绕开高考，去选择世界一流大学;而成绩平平、家庭窘迫的孩子则也必须绕过高考，直接进入竞争市场。此一头一尾，折射出地区教育资源占有日益不公平化带来的现象，也反映出市场改革之后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的问题。

　　面对此类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我们很难去归咎某一政策，或者某个因素，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政府作为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方，理应保持对各个区域的均等化原则，而不是接受市场配置的原则，扩大区域的差距。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李克强总理才要求知名高校录取工作向中西部和农村学生倾斜。而这种“倾斜”，对于填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阶层沟壑，应该是极为必要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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