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机构建议：大学管办分开 招生多元竞争

　　有条件地放开公立中小学择校。所有民营中小学自然是完全放开择校，而所有的公立中小学均有条件地放开择校。所谓“条件”，亦即政府可以制定一定的监管条例，例如管制学校招收邻近学区适龄学生的百分比，管制学校的师生比，管制学校的教学实践甚至教学品质(最低考试或测验分数等)，最高收费标准等等。

　　学校自行制订收费标准。所有中小学，无论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均自行制订收费标准。如此一来，在公立和民营学校尤其是优质公立学校之间充分竞争的情形下，收费标准的高低自然与教育品质的高下、学校的地理位置以及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相关性。简言之，所有中小学的收费走向市场化。

　　国家按人头定额拨款。国家设定基准收费标准，政府根据这一标准依学生人头数向所有公立中小学拨款。民营中小学如果愿意参照政府对公立中小学的监管措施开展教育活动，政府也应该依照同样的方式按学生人头拨款。基本义务教育的基准收费标准，由有关教育专家依照基本水平的义务教育提供所需的成本进行测算、拟定并经过全社会征求意见，在一定时间内形成政策与法规。为了实现不同地区基本义务教育品质的均等化，依照基准标准确定的政府拨款水平或许在不同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所有教育机构，无论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学费在基准标准之下的部分不向学生家长收取，而是转向政府申领拨款。基准标准的设定水平不能太低，必须达到让绝大多数(例如90~95%)的适龄学生基本上可以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程度。

　　在这样的体制下，无论是民众、学校还是政府，都没有必要为“择校费”的事情而一筹莫展。“择校费”变成了公开透明的收费，民众对于高收费的选择完全基于市场化的判断。所有的学校必须竞争起来，提高效率，改善教育品质，以吸引更多的学生，从而从政府以及学生家长那里获取更多的资源。

　　那么，贫困家庭的孩子在这样的体制下会不会利益受损呢?这取决于政府的所作所为。首先，大多数公立中小学实际上是免费的，因此贫困家庭必须也完全有机会让其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其次，政府通过强制公立中小学以基准收费标准招收一部分学区内学生的管制措施，可以确保那些碰巧住在高收费学校附近的适龄学生就近入学;再次，政府可以为贫困家庭发放“教育救助券”，让他们以此贴补学费从而能自由选择收费偏高的学校;最后，政府从原来重点学校的投入中节省出大量经费，可以转而投向农村、山区、边疆、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兴办依照基准标准收费的公立中小学。此外，政府还可以设立专项奖励金，对所有从高收费学校转到低收费学校任教的优秀教师给予收入补偿。

　　总之，为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亦即推进教育的纵向公平，这是政府的责任，而政府完全拥有多元的政策工具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把市场卡死，并不能促进公平。

　　四、与市场互补：公共财政转型与公共教育资源的再配置

　　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引发了公共政策研究界对于政府职责的大思考。尽管人们对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总体评价有意见分歧，但是不同意见之间却有一点共识，即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投入相对不足。

　　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我们认为，公共财政教育投入的流向更为重要。新教改的核心是打破教育的行政化体制，打破行政化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公共财政的转型。

　　大量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流入高等教育领域的比重，已经超越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这不仅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大跃进”，而且还强化了高等教育的行政化;相反，公共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配置比重相对较低，这一方面不利于教育公平的推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充足的适用性的人力资源。

　　因此，新教改要求教育领域的公共财政模式发生转型。在放开民间资本进入，充分重视并利用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核心原则就是弥补市场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