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生观、价值观
八荣八耻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分析:这是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发表的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概括精辟,寓意深刻。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体现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融为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一个现代社会总体上是开放和宽容的,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依然有自己的底线和准则。现代社会生活多样性,给了每个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不论怎样选择,都不能离开做人的底线,都不能颠倒是非,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在我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必须树立的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人生观。它应当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应当成为每个人做人的准则。
适用话题:“底线”“准则”
改变行车路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天,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乘车回总部,参加紧急军事会议。那天大雪纷飞,天气极冷,车一路奔驰。忽然,他看到一对法国老夫妇坐在路边,冻得发抖。他立即命令身旁的翻译下车去问问。一位参谋急忙说:“我们得按时赶到总部开会,这种事还是给当地的警方处理吧!”艾森豪威尔坚持说:“等警方赶到,这对老夫妇可能早冻死了!”
原来,这对老夫妇是去巴黎投奔儿子的,车抛锚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正不知如何是好。艾森豪威尔立即请他们上车,特地绕道将老夫妇送到巴黎,才赶回总部。
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想过行善图报,然而,他的善良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报。原来,那天德国纳粹狙击兵已预先埋伏在他们必经之路上,只等他的车一到就立刻实施暗杀行动。如果不是为帮助那对老夫妇而改变了行车路线,他恐怕很难躲过这场劫难。假如艾森豪威尔遭到伏击身亡,那么,整个“二战”历史很可能因此而改写!
分析:“帮助别人,常常就是帮助自己。”这,绝不是简单的因果报应,而是做人的根本。
话题:“偶然与必然”“善心与回报”
乔治·巴顿的集团军
1943年3月6日,巴顿临危受命担任美国第二军军长。他带着严格的铁的纪律驱赶第二军,就像“摩西从阿拉特山上下来”一样。他开着汽车转到各个部队,深入营区。每到一个部队都要啰啰嗦嗦地训话,诸如领带、护腿、钢盔和随身武器及每天刮胡须之类的细则都要严格执行。巴顿由此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指挥官。但是第二军发生了变化,它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支顽强、具有荣誉感和战斗力的部队……
巴顿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个性最强的四星上将,但他在纪律问题上,对上司的服从上,态度毫不含糊。他深知,军队的纪律比什么都重要,军人的服从是职业的客观要求。他认为:“纪律是保持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士兵们发挥最大潜力的基本保障。所以,纪律应该是根深蒂固的,它甚至比战斗的激烈程度和死亡的可怕性质还要强烈。”
分析:“纪律只有一种,那就是完善的纪律。假如你不执行和维护纪律,你就是潜在的杀人犯。”巴顿如此认识纪律,如此执行纪律,并要求部属也必须如此,这是他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话题:“服从”“纪律”
我要用中文
1976年10月18日,丁肇中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他只有40岁。在这非常激动和幸福的时刻,他做出了一个极其庄重而神圣的决定,通知瑞典皇家科学院:“我要用中文在颁奖典礼上发言。”瑞典皇家科学院积极、友好的表示欢迎。
同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又不无担心:“谁来做翻译?”丁肇中回答:“我自己做翻译。”
这一消息见报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深深感染了不同国家、不同肤色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
可是,美国驻瑞典大使找到丁肇中,非常不满地说:“我们美国和中国关系非常不好,你用中文是不对的。”
丁肇中十分珍惜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也盼望美中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但面对指责,他毫不留情地顶了回去:“你管不着这个,我愿意用什么文字就用什么文字。”在那次颁奖典礼上,丁肇中在致辞时又创下了一个世界纪录:它使这个金色大厅里回荡起有史以来从未使用过的一种语言——中文。
他说:“就是因为在颁奖典礼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文。中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之一。”
分析:“我要用中文”,这使人感到,履行热爱祖国的天职是一种最纯洁、最温柔、最敏锐、最强烈、最高尚和最值得敬重的行为。热爱祖国,不仅表现在语言上,更表现在行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