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出炉”就滞后 中国高校遇冷热专业迷途

高校的自主难题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中国，中产阶级在这里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极速增加了15倍。那个时候，正是明朝的晚期。

那一阶段，发生了中国科举历史上最大规模浩大的一次“扩招”，全国数百万人跻身科举，成了读书人。

那些常常落榜的生员和秀才们在大城市形成了引人瞩目的阶层，他们刺激了消费，并使大众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普遍的提高。

然而，有识阶层的迅速膨胀也并不完全都是好事。文人雅士特有的生活方式让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浮糜。那些找不到工作的落榜生，寄情于风月，令当时的城市人口激增。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当时的热门职业就是从事市民小说的写作，冯梦龙就是其中之一。

三百年后，这一幕仿佛又在发生。

1999年，高考扩招，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保守地说也比之前增加了5倍。这些大学毕业生同样形成了引人瞩目的阶层，令城市人口剧增。低迷的人才市场倒逼高校，令后者进退维谷。

一面是阴晴难测的就业市场，一面是教育部门的无形之手，身处其间，高校往往迷失。

给高校以自主权喊了将近了15年，但在高校看来始终“雷声大，雨点小”。

1993年的《高校教育纲要》就已经指出，在招生、专业调整等方面，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权。

1998年，周远清任教育部副部长，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他提出对高校放权，实行共建、合并、调整的方针，让一部分学校合并组建成为综合性的大学；让民办高等学校从无到有，并逐步形成规模。

作为教育试点的上海市，在1994年，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高校整合。当时的上海大学合并了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科技高等专科学校之后，一跃成为上海市属高校里规模最大的一个。

后来社会上把周远清改革的目的更愿意看作是为扩招做准备。而事实上，当时改革的目的并非在此。

计划经济下，讲究人才培养和市场平衡，那杆秤始终在教育部手里调控。具体调控的办法就是，哪个行业缺人，教育部就提出让哪个学校重点培养一点。

但后来人们发现，培养出来的人才，一出炉就滞后，往往不能与时俱进，很多年始终没能找到一个很好平衡点——有段时间，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各行业缺乏管理者，而在此之前，中专、大专等职业教育火爆，很多人不去读本科，导致技术型人才特别是工程方面的人才有点饱和。

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当时的思路是一方面对高校放权，另一方面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进行细分，即是给高校分级，明确哪些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哪些高校培养管理人才。

为此，当年上海交通大学甚至展开了一场教育思想大讨论。讨论的核心即是，交大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最终，他们拿定主意，抛开之前的苏联教育模式，向美国教育看齐：作为名牌大学，培养的是高级精英人才。

1999年，《高教法》明确提出向高校放权。这些下放的自主权包括招生、专业设置、教学等几个方面。

如果不出现之后的扩招失控，此次高等教育的改革或许将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但教育部和高校的这个愿望在实际操作当中却出现了变异。

高校扩招开始后，教育部开始大力鼓励高校拓展规模。高等教育研究者熊丙奇回忆说，那时候高校提出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办学方针。比如，高校没宿舍就鼓励走读；食堂供应不足，就增加服务时间；澡堂用不过来，就实行男女分时制。

一味做大的高等教育让教育分级成为一句空话，不少新兴的高校都喊出了诸如“要办中国的牛津，要办中国的剑桥”的口号。而另一面，对高校的放权却相对滞后。

当时教育部整合了专业目录，专业从之前的504个减少到249个。而具有自主设置专业权利的，也仅停留在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七所重点院校。实施自主设置专业后的上海交大在第一年，却遭遇了人才市场的冷遇。

上海交大教务处副处长马磊回忆说，2000年，社会上突然不接受交大的毕业生了，“原因是，我们专业整合以后，毕业生找不到之前的对口单位。说白了，就是对于教育的分级出现了不适应。”

比如通用汽车来学校招人，一直喊着要车辆工程的人，如今发现没有了，变成机械工程自动化了。

再比如上海市电力局来招人，要电机系的没有了，电力系统自动化也没有了，如今叫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了。这些毕业生好像什么都能搞，但却没有上海电力学院的学生好用，人家什么都会干，交大学生先要看书才会做。

招生单位不干了，向交大提出，要么你们改，要么我们走。交大倒是不为所动，始终绷着劲要把精英人才培养走到底。

如此持续了两年，局面开始好转。两年后，上海市电力局来找交大要人，问你们每年200个学电力的学生去哪了。马磊答，去IBM了，去INTEL了，因为你们不要嘛。

用人单位这才明白，交大的毕业生如今不能让他们去爬电线杆了，而是该让他们去坐办公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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