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改革无法、也不该回避地域歧视问题

　　高考，既是中国教育最受关注的一环，也是中国教育最大的病灶。以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为首的法律界人士，日前推出了一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建议书含有一套详细的高考改革方案，力图打破中国各省之间存在的倾斜的分数线，倡导给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平等的录取权，给西部边远省份考生更多的倾斜。

　　张千帆教授指出，北京考生考取北大的机会比山东、河南等省的考生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某些国家重点支持的“985大学”地方化比北大更严重，在本地录取考生达到招生总量的百分之三四十，有的甚至高达50%。尽管教育部曾明确要求“部属高校要压缩本地生源比例，争取逐步控制在30%以内”，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太乐观。

　　这样的尴尬其实不难理解———教育部的要求显然只是一种倡导，而没有任何强制措施予以保证;高校自主调整依然只是一种道德自觉，而没有详尽的方案可循。高校“闭门办学”由来已久，在缺乏足够动力的前提下，想要叫他们平等向各地考生敞开大门谈何容易!

　　诚如张千帆教授所言，“北京大学不是北京的北大，而是全中国的北大。”令人遗憾的是，很多高校及其掌门人却并不这样认为，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高校在或明或暗地予所在地考生以录取照顾，并美其名曰“回报当地”。我国高考制度具备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在实际录取过程中，这种公平难免要大打折扣，不仅加剧了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同时造就了大量另辟蹊径的“高考移民”。

　　自2006年开始，中国政法大学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按人口比例划分。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贫富差距等导致享受教育资源差别的问题，在中国政法大学内部迎刃而解，获得外界一致好评。如果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分数线一时还无法实现的话，按人口比例确定分省招生计划实际上就是最简单有效的举措。然而，这样行之有效且赢得公众赞誉的举措，为什么却迟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