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应跳出狭隘地域圈子意识

　　在民间各界给高考改革开药方的热潮中，以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为首的法律界人士，日前也推出了一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建议书含有一套详细的高考改革方案，力图打破中国各省之间存在的倾斜的分数线，倡导给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平等的录取权，给西部边远省份考生更多的倾斜。

　　有关高校招生指标分配的问题一直是民众关注的热点。不少有识之士都在为此进言献策，希望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就提出过《取消发达地区高考特权》的议案。他摆出了“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等事实，提出了“建立30所名校联考统招的制度”的操作方法。尽管不少省市区实现了自主命题，分数不具有可比性。但是招生指标分配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

　　以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为首的法律界人士提出《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调研报告》，用翔实的数据分析了2009年几大名校对不同省市区万名考生招生指标的分配情况，再次提出招生公平的问题，值得关注与探讨。

　　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生源数量与当地高等教育资源不对称的情况客观存在。平心而论，地方对重点大学提供了优越的办学环境与人、财、物的支持，特别是首都北京，情况比较特殊。近水楼台先得月，重点大学招生政策适当向当地倾斜本无可厚非。但是倾斜不能忽视教育公平，要注意“度”的问题，不能把全国性重点大学变成了地方的自留地。要落实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建议，不仅程序比较复杂，而且会触犯部分地区、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但是这样的建议体现了教育公平，对于打破重点大学地方化的招生壁垒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期待与反思。

　　其实，不仅是北京，许多全国综合性大学都有越来越地方化的倾向，它们在办学所在地的录取比例居高不下，甚至持续攀升，俨然形成了教育割据的局面。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尽管地方政府与院校实现共建，但是国家的大量稀缺教育资源、教育政策向重点大学倾斜，中央财政拨款占到了重点大学经费投资的大头，全国的纳税人都为这些重点大学做出了贡献，倾注了心血。重点高校应该属于全国人民的公共教育产品，不是地方的自留地。重点大学招生地方化，就剥夺了外地考生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公平机会，这对高等教育资源不丰富、人口众多的省市区的考生尤为不公平，加剧了考试竞争的残酷性。而且重点大学创造的大部分高新技术成果只为当地经济服务，对经济欠发达、高教资源稀少地区的发展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一所重点大学，如果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不仅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更是体现出大学的博大胸怀。而相对单调的生源结构，长期发展下去，可能会形成文化、学术“近亲繁殖”的怪圈。教育教学的评价标准也会趋向单一，难免会抑制人才的自由发展空间。这显然不符合大学的办学宗旨。大学的科学技术优势也跳不出狭隘的地域圈子，这对大学自身发展、对全国经济统筹发展，对营造公平的教育环境都没有好处。因此，重点大学应该姓“国”，而不姓“地”。

　　不仅有识之士建言献策，中国政法大学更是先行一步，几年前就建立了按各省市人口比例确定招生指标的制度。虽然改革措施还存在瑕疵，但在重点大学地方化的大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热气并没有撼动招生地域差异的坚冰，目前还没有第二所名校跟进，中国政法大学的名气或许不如清华北大，但是在招生公平、教育公平的问题上，中国政法大学的做法值得清华北大反思。

　　在我看来，只有招生政策作出调整，只有更多的重点大学树立“全国一盘棋”的大教育观，摆脱狭隘地域圈子的意识，才能体现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和谐，真正实践“大学之大”的大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