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下放并非好事 高考加分应由教育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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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虽然北京等省份取消了“三模三电”的高考加分项目，但浙江还是保留了航模加分，结果绍兴一中19名参加航模测试的考生中，13名都是当地高官子弟，其余6名是教师子女。这一备受争议的结局表明，如果让地方自行确定标准，那么高考加分便难免成为当地既得利益的囊中之物。如果不想完全取消高考加分，因为某些加分确系必要，那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究竟应由谁决定高考加分的标准?

　　这个问题本来可以很简单———由民意决定就是了，大多数人认可的加分标准，即便未必尽然合理，也势必大差不离，断然不致使高考加分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问题是现实中的民意往往说了不算，而且民意本身也确实可能出现见仁见智的分歧，结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高考加分标准还是离不开政府决策。当然，应该是符合民意的政府决策。但不论如何，在目前状况下，我认为最适当的决策者还是教育部。

　　有人一看又把教育部抬出来，可能立马会大声疾呼时代倒退、“计划教育”回潮。是的，中央干预一直是计划经济的特征，改革开放三十年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央放权的过程。不过且慢，中央放权未必就等于市场经济;如果中央只是将经济调控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而没有真正赋予企业个体的经营自主权，结果非但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而是各地割据的“诸侯经济”，最后未必比中央垄断好多少。

　　高等教育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原先实行“全国一张卷”时，高校招生就存在地域不平等，具体表现为同一所大学对各地考生的录取线不一样。近年来的高考改革强调地方“自主权”和“多元化”，全国有一半以上省份实行“自主命题”;连考题都不一样了，录取标准当然更不能相同，地域歧视似乎也变得理所应当起来。改革的初衷据说是为了让高考命题更符合“地方特色”，促进地方素质教育。但事隔几年，这种改革真的提高了命题质量吗?真的促进了各地的素质教育吗?今天，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内的各地考生，不照样疲于奔命，从初中乃至小学就围着“奥数”等各种补习班转吗?高等教育的地方化改革是一个方向性错误，所谓的“自主权”、“多元化”、“地方特色”，不但没有发挥出当初宣称的良性作用，而且加剧了各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

　　因此，不要以为凡是权力下放都是好事。高考和高校招生的某些基本原则就不应该被下放，否则，无法保障各地考生的平等机会。对这些不应该下放的事，中央还得管起来。事实上，即便经济改革也不等于全面放权，中央仍然有义务维持宏观调控。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教育部非但不能将属于自己的责任推给地方，而且应该采取措施、完善制度，切实保障各地考生的教育机会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