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乐：高考改革当为教育体制改革突破口

在以往的高考制度改革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的彻底改革高考制度的设想，往往被一些坚持高考制度不能彻底改革观点的人批评为“虽然在理论上符合逻辑、但却脱离社会实际”，并断定这些设想根本无法在现实中实行。

高考制度改革研究是一种探讨未知问题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目标首先是求真，其次是求实。求真和求实有时可以合而为一，有时需要分开进行。在具体的高考理论研究中，有些研究的目标是改革思路，亦即高考在理论上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有些研究的目标是改革方案，亦即高考实践上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对于高考改革方案而言，无疑是要因地制宜，具有现实操作性。但对于高考改革思路而言，却是可以不完全以现实性为标准，而以合理性亦即是否符合教育及高考规律为标准的。在一些人责难倡言彻底改革高考制度的观点为“脱离实际”的背后，是他们认定的高考改革研究不能超越某种界限的预设，否则就会被视为“脱离实际”。这种要求显然与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不相符。

高考改革的理论研究不仅存在着“求思路”与“求方案”的层次差异问题，更存在着一个前提性目标问题。亦即高考改革的理论研究是要促成一个以教育自己内在目的和逻辑为基础的自主性教育，还是要帮助维持一个以满足教育外部某种社会要素的某些需要为目的的他主性教育？是要促成一个多样化的教育形态，还是要维持一个单一性教育形态？高考改革是要奠基教育在高考中的主体地位，还是继续让专门的教育机构成为实际上的旁观者，而由政府的教育行政机构来主导高考？毋庸置疑，这些问题是高考理论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也是与高考制度改革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密切相关的原则性问题。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步入“歧途”，具体的研究就极可能成为“盲人摸象”，只能“研究”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性对策，难以彻底解决高考问题。这种现象启示我们，在高考制度改革研究中，理论上的求真比实践上的求实更重要，对高考以及教育进步的意义更重大。

高考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超越和变革的活动，要实现对高考现实的变革和超越，必然需要合理的理论来引导。这个理论对高考制度改革而言非常重要，它不应该是诠释或辩护性、顺应或服从性的，而应该是超越或颠覆性、革新或替代性的。

教育是一个理想的事业，没有理想，很难进行真正的教育。试看中国教育史上的先贤们哪一个不是理想主义者。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是这样，唐文治、梅贻琦、竺可桢也是这样，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教育理想支配下才成为教育家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脱离实际”，能有我国辉煌的现代教育历史吗？事实上，审视我国的现代教育史，可见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等先贤们的教育理想其所以能够实现，完全是因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教育是一个能够包容各种体制和文化的多样化形态。在这种教育形态中，各种教育制度和思想并存，不同的教育思想相互促进和制约，他们的改革可以与其他教育方式并行不悖，互相包容，形成了教育领域中生机勃勃的竞争和促进局面。今天之所以会有主张高考彻底改革者与反对这种改革者之间观点完全对立的现象，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形态是一种单一化的形态，高考的方式只能有一种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主张高考彻底改革者还是反对这种改革者，他们所依据的社会实际，都可能只是他们自己认定或认可的“实际”，而并非客观或全面意义上的“实际”。他们按照自己认定的“实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极容易否定对方的观点。当然，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并非是研究者们自身的原因，而是由政府对教育单一化管理的体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