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心理素质看上去比她的姑姑陈思还要好。陈思曾经问过她:“你怎么会觉得外国大学更好一点呢?你的决定有没有错?”陈晓轩的回答像个成年人:“既然决定啦就不管啥对错了,我还是比较喜欢英语环境。”陈晓轩小学时期先后跟着母亲和父亲在新加坡和美国上过几年学,一度英语比汉语表达还要好。
即使小时候没有在国外上过学,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每年也有不少中学生直接考到国外上大学,见报的一般是某市高中生被哈佛这样的名校录取了。但更多的中学生考入了美国其他知名大学,只是并不见报。2008年的统计表明,仅北京就有1万多高中生参加了SAT考试,全国SAT考生就有两万多名。
到国外上大学读什么专业,陈晓轩目前还没有想好,而美国的大学,能够把大一大二两年的时间交给学生去体验和思考,自己到底适合学什么专业,到了三年级才由学生决定到底学什么专业。一二年级时虽然有了“系”的差别,但是有些“系”分得并不“细”,而是相当地粗。
陈晓轩的父母都有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所以他们支持孩子到国外上大学的想法。他们认为,高中毕业就到国外上大学,孩子的成长之路可以更为国际化一些。陈晓轩的父亲陈钟,曾被中央教育电视台请去谈大学生就业专题。他强调社会发展形势、专业走向是选择大学专业和就业方向的依据。这对父母在今后的专业方向上给过陈晓轩建议而非指导,他们只提出法律或经济类可供选择参考,至于最终她学什么专业还是由她自己决定。父母是放权的。这种家风,比她祖父家的“自由和民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6岁正值多梦时节。陈晓轩一入北大附中,就参加了10多个校内社团组织。她是全校乒乓球赛个人亚军,还带领她们班的篮球队打成了全校冠军,也练过跆拳道,还想当乒乓球运动员。高二课业忙起来以后,社团活动虽然打了对折,但在频频闪烁“理想”的少女时代,她尝试多种计划:曾想当作家、用英文写过剧本,在学校导演过英语话剧,好像什么都要实践一番。
70后和90后有“代沟”,陈思特意向《新世纪周刊》提到,一位85后男孩对她说“我是不能受累的”。“异曲同工”的是,一位90后小姑娘告诉她“吃苦和我是没关系的”。
一家之长陈立柱不无感慨:“现在的青年人跟我们50年代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太好了,都不愿吃一点苦。”他在庆幸儿孙们赶上好时代的同时,还希望孩子能自觉地承上启下,自觉地去磨炼自己。
就在接受采访的这天晚上,陈晓轩在MSN上对姑姑陈思说:“人总会长大,然后走出去的啊。”
唐钧:大学生就业难是政策失当
唐钧下楼时,把身上全部零钱都给了那个自称是“找不到工作、一天没吃饭的女大学生”,如果她不是骗子,那今年和她一起找工作的,还有611万人
■高胜科
今年611万毕业生,成了2009年的一根敏感的神经。
采访结束后,记者与唐钧一同出门,被一名20出头的女孩拦住。她腼腆又准确地表达了一点希望:能为她买些吃的,“一天没吃饭了,明天我家人来北京接我”,她说自己是个从安徽刚来北京找工作的大学生,花光了积蓄。
唐钧把身上的零钱全部掏出,转身和记者分析这位女孩子说话的真实性。如果是真话,那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是假话,说明该女孩认识到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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