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责编：南方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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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政治”时代的高考作文
30年来，中国的高考作文题的改变，总是比现实生活慢半拍。它缓慢地从浓厚的意识形态窠臼中向外挣脱，并随着近几年兴起的新课改，摸索着走向了一条新的道路。
接到卷子时，蒋昕捷习惯性地先瞄了一眼作文题。这是一道以诚信为话题的作文，并没有让他产生特别的感觉。于是先做前面的，其中的阅读理解是道图文题，上面画了匹很大的马，下面的文字提到了赤兔马，蒋的心里“咯噔”一下，“有了”。
接下来的故事顺理成章：5岁就迷上袁阔成讲的《三国演义》，小学就读过很多遍《三国演义》，甚至连打游戏都喜欢“三国”题材的蒋昕捷，平时就曾琢磨过赤兔马的下落，他根据赤兔马先后跟随吕布、关羽，后病死在马忠之手的情节，杜撰了赤兔马为忠义诚信的关羽殉主的故事。这就是名震中学教育界的江苏省首篇满分高考作文《赤兔之死》的诞生过程。
四五十分钟的答卷过程行云流水，唯一不大习惯的，是连监考老师也不时好奇地走过来看一下。这让他心里有了底，“作文还没写完，我就知道自己肯定能拿高分了。”虽然古白话文谈不上标准，还把年份搞错了，但这些瑕疵显然并未冲淡给阅卷老师带来的惊喜。
“语言非常老练，词汇也很丰富，本来给的58分，后来何老师(江苏省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何永康)说，既然已经58分了，离满分只有2分了，没有别的大的毛病啊，索性给满分。”参加2001年高考阅卷的金陵中学语文教师喻旭初回忆。
8年后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考场上的情形，已经成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蒋昕捷说，自己并未担心用古白话文写作所潜藏的标新立异的风险，“从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起，高考作文就已经进入了话题作文阶段，我当时看过何永康老师编的2000年优秀高考作文选，里面早已经有四幕剧和故事新编的形式了。”蒋感叹话题作文赋予他的相对自由，“我比较喜欢叙事，现在到了报社也写不好新闻评论，如果当时规定死了一定要写成议论文，我顶多拿个平均分。”
30年的演变
进入教育部考试中心网站的“普通高考”页面，“高考作文”是与“高考动态”和“考试大纲”并列的三个子项目之一。这个细节或许可以多少看出高考作文在教育部门心中的分量。
“在总分150分的(全国高考)语文科目，作文占了60分——在总分200分的江苏、上海和福建也占了70分，是所有科目里单个题目所占分值最大的题;加上中国科举以文取士的传统意识，让无论是考生、老师还是一般的社会公众，都对高考作文格外重视。”喻旭初如此分析。
喻旭初从1978年恢复高考开始，连续多年参加高考阅卷，“1978年的作文题是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给了一篇很长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材料，还没有脱离‘文革’前的政治腔调。”他与南京另一位优秀语文教师曹洪玲有一致的看法，即从新时期恢复高考起，直到20世纪末的20年多时间，主宰高考作文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未有大的改变，“都是政治演绎或者道德审判。”
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个说法的定量分析，来自研究者吴妹喜对1978年至2005年全国统考题文体的统计：1998年以前对文体的要求较严，每一年都规定了只能写什么样的文体，这个时间段里有13年规定了只能写议论文——而这正是演绎政治和道德命题的绝佳文体;1999年除诗歌外文体不限，2000年以后，有时连诗歌都未做限定。
北京市西城区教研中心教研室主任付文昌注意到，历年高考作文题目在设置语境时有过于虚化的倾向：1990年根据小姑娘对玫瑰园的不同看法，描写片断和写议论文;1995年根据寓言诗《鸟的评说》描写片段和写议论文——都是外国寓言，虚拟的材料。1997年根据小学五年级学生背双腿瘫痪的同学六年的故事，描写片断和写议论文。
与此对应，造成的后果，研究者张怀智在2006年设计过一个实验：在一个32人的班内布置了5篇作文，题目分别是《代价》《珍惜》《年味》《放弃》《荣与辱》，5个题目的共同特点是，均可以现实的社会生活、学生的日常生活作为题材。实验的结果是，在160篇文章中，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仅十几篇。“这说明学生很少把反映现实生活作为作文的主要内容，大部分作文的内容取材于历史人物和事件，有的是编造的人和事，其中还有网络游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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