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题者极力避免参考者“押题”的发生,至少目前看来,还未能如愿。
曹洪玲说,在今年的考试说明里,能力等级除了老的A(死记硬背)、B(灵活运用)、C(理解考察)、D(综合运用)外,E(审美能力)和F(探究能力)的要求增加了。尤其是审美能力这一块的分值全面提升,诗歌鉴赏由以前的6分变成10分,文学类文本的解读从原来的18~20分变成23分,加考部分也出现了经典文学名著。“这说明,江苏省今年考察的重点已经由前几年的注重哲理思辨上升到注重文化审美的阶段。”
曹洪玲更愿意把这种变化与江苏省2005年起实行的高中课改联系起来。江苏省教育厅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道,“高考方案应服从课程方案,而不是课程实施的指挥棒。”但至少在曹洪玲这个政策的终端,新课改的教育目标还是通过高考指挥棒传递过来的。
“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也是新课改主导下的高考题开始发生变化的那年,我带的毕业班没有达到理想中的丰收状态,我开始反思自己,以前我可以用那些摸索好的经验,原封不动,一年不备课也能照常上课;最近的两三年,我开始尝试一些改革,加强跟学生的互动,引导他们开阔阅读视野。”
曹洪玲有时会下水作文(专业术语,意思是老师亲自示范写作文给学生看),跟学生们进行同题竞赛,“不一定总能写得过他们”。她布置两个班的90多个“小兵”练习阅读理解,不是自己安排篇目,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找近来受欢迎的散文作家,第二天,很多“小兵”选择了迟子建。对于自己一直关注的考题“节日文化”,曹让学生们自己编题做,相互指出出题者的不足,“眼高才能手高嘛”,“我原来只打算让他们找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想到他们搜集了世界各地的节日文化,学得很高兴。”
“这两三年,我觉得自己又找回了那种很享受教书的感觉”,曹洪玲说。
今年的江苏作文题《品味时尚》和北京作文题《隐形的翅膀》,在媒体上引发了一些关于城乡考生公平性的争论。但在中学教育界,这似乎并未被看作问题,曹洪玲说,“在江苏省实行自主命题后,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最受好评,不是我猜中了才这么说,我们同行之间交流,其他的老师也一致叫好。”杨建宇也谈道,“就算没听过那首流行歌曲,考生看了歌词也能明白命题者的意思,农村学生在审题上的劣势并没有媒体说的那么明显。”
从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里国家领导人大篇幅的讲话,到《隐形的翅膀》里寥寥几句歌词,32年的高考作文题经历了一个由沉重到轻盈的变化过程。这也逼迫着曹洪玲这样的一线语文教师,为学生提供新的写作和话语范式,曹洪玲说自己在给学生讲课时,根本不用上世纪90年代的范文,“那时候的范文拿到现在,能及格就不错了。”
命题组长的命题经
高考作文命题考虑的最大因素,就是猜题和反猜题的斗争
张雄在一线教语文30多年,曾任教于北大附中,后被调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上世纪90年代直到本世纪初的几年,长期担任全国高考语文命题组组长。他的从教生涯颇富戏剧性,是一个“从自己拼命猜题到拼命防着别人猜题的过程”。整个采访过程中,张雄重复得最多的话是,“我虽然退出命题组了,有些话还是不便多说”,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可以说的范围内,谈了一些“个人看法”。
高考作文命题考虑的最大因素,就是猜题和反猜题的斗争,全国的老师都在猜,我们得让你猜不着。猜题很难绝对避免,我们整个命题组能有几个人啊,所见能有多广啊,不定哪个犄角旮旯里头的摸底卷子里出了这么一个题。所谓避免,只是尽可能而已。反正市面上常见的那些真题会避开,绝对不能跟它重了。因为我们很反对这些个真题,碰上哪个真题蒙对了,它就要得意了,销路马上大增,变成我们给它做广告。关于怎么防猜题,很多内部情况,我不方便说。
我们这个命题组是分成几摊,有一摊专门考虑作文,有北师大的,有华南师大的,等等。他们几个人,在来之前就要考虑作文题。原来命题组集中的时间比较早,完了就解放了,反正大家签个保密协议,各自负起责任吧。后来不是出了泄密的情况嘛,集中就晚了——你不能把人关那么久啊。一般语文命题组是10个人左右,作文题这个组是两到三个,但是他们也只是先集中考虑一段时间而已,然后提交提案,真正命题还得全组讨论,我们内部有两个口号:“横挑鼻子竖挑眼”和“肝胆相照”,所有人都想办法找你毛病。反反复复讨论,全部被推翻是常有的事,最终还是要全组决定,不是那两三个人能决定的,他们只是先准备着。整个过程要持续半个月,让人头晕脑胀,我每到这时夜夜失眠,都睡不着觉了,脑袋跟棉花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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