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演变
进入教育部考试中心网站的“普通高考”页面,“高考作文”是与“高考动态”和“考试大纲”并列的三个子项目之一。这个细节或许可以多少看出高考作文在教育部门心中的分量。
“在总分150分的(全国高考)语文科目,作文占了60分——在总分200分的江苏、上海和福建也占了70分,是所有科目里单个题目所占分值最大的题;加上中国科举以文取士的传统意识,让无论是考生、老师还是一般的社会公众,都对高考作文格外重视。”喻旭初如此分析。
喻旭初从1978年恢复高考开始,连续多年参加高考阅卷,“1978年的作文题是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给了一篇很长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材料,还没有脱离‘文革’前的政治腔调。”他与南京另一位优秀语文教师曹洪玲有一致的看法,即从新时期恢复高考起,直到20世纪末的20年多时间,主宰高考作文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未有大的改变,“都是政治演绎或者道德审判。”
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个说法的定量分析,来自研究者吴妹喜对1978年至2005年全国统考题文体的统计:1998年以前对文体的要求较严,每一年都规定了只能写什么样的文体,这个时间段里有13年规定了只能写议论文——而这正是演绎政治和道德命题的绝佳文体;1999年除诗歌外文体不限,2000年以后,有时连诗歌都未做限定。
北京市西城区教研中心教研室主任付文昌注意到,历年高考作文题目在设置语境时有过于虚化的倾向:1990年根据小姑娘对玫瑰园的不同看法,描写片断和写议论文;1995年根据寓言诗《鸟的评说》描写片段和写议论文——都是外国寓言,虚拟的材料。1997年根据小学五年级学生背双腿瘫痪的同学六年的故事,描写片断和写议论文。
与此对应,造成的后果,研究者张怀智在2006年设计过一个实验:在一个32人的班内布置了5篇作文,题目分别是《代价》《珍惜》《年味》《放弃》《荣与辱》,5个题目的共同特点是,均可以现实的社会生活、学生的日常生活作为题材。实验的结果是,在160篇文章中,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仅十几篇。“这说明学生很少把反映现实生活作为作文的主要内容,大部分作文的内容取材于历史人物和事件,有的是编造的人和事,其中还有网络游戏故事。”
1999年被认为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接受采访的研究者和一线教师中,该年的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被多次提及。而作为当年高考命题的操盘手,全国高考语文命题组原组长张雄对《中国新闻周刊》提起自己的作品,不无得意之感,对于那些准备了满腹套话的考生来说,“这个题目你非得自己去想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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