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加分引发争议 如何才能防止政策走偏变样

　　遵循人才成长规，进一步规范加分项目设置，严格控制加分政策出

　　高考加分政策要防止走偏变样

　　■《教育与考试》杂志副主编 罗立祝

　　在今年高考期间，浙江航模加分和重庆考生更改民族成分两件事情的发生，使得高考加分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受到如此广泛而持续的争议。不难发现，这两起事件的共同之处是一些官员利用特权为子女谋取高考加分，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对高考加分合法性和公平性的强烈质疑。

　　体现社会正义 鼓励特殊才能

　　高考制度是一种基于能力原则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公平分配的机制，其特点是对考生按照总分排序，具有公平、高效、省力、操作简便、可比性强等优点，它能够有效抵挡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但也有单一、统得过死、不利于偏才、怪才选拔、无法有效考核品行等制度缺陷。这些制度缺陷不是仅仅通过改革高考制度本身就可以克服的，它需要在高考制度之外寻求突破，由此，高考加分、保送生政策、特长生选拔以及自主招生等应运而生，这些都是对高考选才制度缺陷的补偿与完善。

　　高考加分的目的是为了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和对德才表现优秀者进行鼓励，以弥补高考选才之不足。高考加分源于对那些在文化教育上处于不利地位人群的照顾。我国从1950年开始逐渐对革命军人、少数民族考生、华侨子女、烈士子女、台湾省籍考生等对象实行适当降低分数(一般控制在20分以内)录取优惠政策。对这些在高考竞争中处于劣势群体的高考加分属于照顾性(或补偿性)加分的范畴，它符合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给予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的补偿原则，不仅彰显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维护社会正义，也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社会各界对这些对象高考加分的认同程度较高。

　　1977年以后，随着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国家逐步加大人才选拔的力度，鼓励特长生脱颖而出，开始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艺术特长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受政府或军队表彰的优秀青年等实行降分(降分幅度在50分以内)投档政策。2001年后对这些对象实行增加分数投档政策。这些高考加分政策属于鼓励性加分范畴，在政策立意上凸显了按能力、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有利于挖掘学子的才智与潜能，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经济发展与增进社会总体福利。

　　对德、智、体、美有突出表现者的高考加分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考制度的缺陷，有助于高校选拔多样化人才。而对高考弱势群体的照顾性加分，如同高考对边远落后地区的分数倾斜一样，有助于彰显社会正义、维护国家统一。所以，无论从高校选才，还是促进基础教育发展，抑或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角度，高考加分都是对高考制度的重要补充。

　　规范加分项目 完善公示监督

　　正因为高考制度具有一套严密的规则体系，所以它能有效抵抗权力、金钱与人情关系的干扰。相反，那些规则体系不完善的制度，则有可能受到侵蚀而成为腐败的温床。20世纪90年代保送生制度被诟病为“荐官不荐民”、艺术类招生中的诸多腐败问题，都与制度规则体系不严密有关。高考加分若要走向公平公正，就必须在制度规则、实际操作以及制度监督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明确高考加分的对象与标准。教育部《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将高考加分与降分投档对象明确限定为12类，其中加分对象有8类：省级优秀三好学生、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者、奥赛省级一等奖以上者、青少年创新大赛(以及明天小小科学家、中小学电脑制作)一二等获奖者、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获奖者、重大国际与全国性体育比赛前6名、国家二级运动员、自谋职业与荣立二等功的退役军人。高考降分投档对象有4类：聚居地少数民族考生、“三侨”子女与台湾省籍考生、烈士子女、定向生。高考加分与降分投档的幅度不得超过20分，符合多项加分或降分投档条件的，只能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高考加分主要体现公平理论中的按照贡献分配的原则，而高考降分投档主要体现对高考处于不利地位群体的保护弱势原则。但有关省(市、区)确需要增加的政策性照顾项目，经本省招生委员会研究决定并报教育部核准备案后便可向社会公布。这一条款为各省出台各自高考加分政策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使得各省高考加分项目层出不穷、不易控制。

　　仅就教育部规定的12类加分与降分投档对象，其认定标准存在很大差别，烈士子女、重大国际与全国性学科竞赛、体育比赛、定向生、荣立军功者都具有刚性的认定标准，不易弄虚作假，社会认可程度很高。而省级优秀三好学生、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者、国家二级运动员、少数民族考生的认定标准缺少刚性指标，容易受到权力、人情关系的侵蚀而沦落为腐败的发源地，社会对此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必须对这些加分项目制定明确的组织主体和刚性的认定标准，譬如“三模三电”、国家二级运动员等，不是随便什么机构只要冠以“全国”二字组织比赛，就可以颁发获奖证书的。